2026年11月13日，美国关税战的战场又换了一个地方。这一天，卡托研究所与乔治梅森大学法学教授伊利亚·索明，联同斯坦福大学法学教授迈克尔·麦康奈尔，向位于纽约的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交了一份法庭之友意见，支持原告挑战特朗普政府对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的50%关税。这起案件名叫格勒特环球公司诉特朗普案，是第一起直接挑战这项对加关税的诉讼，原告由公益法律机构自由正义中心代理。同一批人此前还就特朗普政府的301条款关税提交过法庭之友意见，可以说，他们正在把特朗普政府关税政策的法律依据一条一条送上法庭检验。
这起诉讼来得并不突然。早在2026年10月20日，总部位于新泽西州的大型食品进口商格勒特环球公司就已经向国际贸易法院递交了诉状。这家公司从加拿大进口奶酪，而奶酪正是被加征50%关税的商品之一。据诉状披露，仅在2026年9月16日至10月11日之间，该公司就为22批货物缴纳了超过50万美元的关税，按此推算，全年的关税成本可能达到4000万美元。对一家进口商来说，这不是纸面上的政策辩论，而是每天都在流血的真金白银。也正因为如此，这场官司从一开始就不是象征性的表态，而是带着具体账单打上法庭的。
值得注意的是，卡托研究所长期主张自由贸易，而索明教授则是此前挑战紧急经济权力法关税一案中的核心法律人物之一。他们的介入，等于告诉法院：这不仅仅是一家奶酪进口商的索赔，而是一个关于总统权力边界的宪法问题。
338条款到底是什么
要理解这场官司，先要弄清楚338条款到底是什么。它出自1930年通过的《关税法》，也就是美国历史上臭名昭著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这部法律把美国关税提高到历史高位，被广泛认为是加剧大萧条的推手之一。此后近一个世纪，美国贸易政策的主线恰恰是反方向的：通过一系列立法把关税制定权逐步收回国会手中，并建立起以301条款、232条款等为代表的、程序相对完备的贸易救济体系。
338条款的条文逻辑并不复杂。它授权总统在认定某个外国对美国商业采取歧视性做法时，对该国商品加征最高50%的额外关税，幅度应当与对方歧视性措施造成的负担大体相当。条款还规定，总统在采取行动前须遵守30天的等待期。此外，该条款还包含一项进口禁令授权，总统可以禁止某些外国商品进口。本轮对加拿大的措施中，政府就动用了这项禁令权力，禁止了加拿大啤酒、烈酒、糖蜜和摩托车等部分商品进口。
但关键在于，这条近百年历史的条款从来没有被任何一位总统真正用来征收过关税。保守派贸易政策专家、前布什政府官员菲利普·泽利科夫的研究指出，338条款实际上已经被国会在1962年和1974年通过的后续立法所取代。法庭之友意见的核心论点正在于此：338条款不能被用来征收这类关税，用它来支撑如此大规模的关税，既不符合条文本身的要求，也违反宪法。
原告在诉状中提出了几层理由。第一，政府援引的所谓加拿大歧视性措施，实际上并不构成对美国的歧视。第二，政府对每一项公告都一律适用50%的最高税率，完全没有去衡量对方措施实际造成的负担，违背了条款要求关税幅度与负担相当的本意。第三，政府在程序上也没有遵守30天的等待期：最初的公告遵守了等待期，但2026年9月8日扩大征税商品范围的后续公告仅在7天后就生效了，而条款要求修正与补充同样适用30天的等待期。
从最高法院判例到122条款接力：关税战的时间线
338条款诉讼不是孤立事件，它是2026年最高法院一项重磅裁决之后，关税法律版图的连锁反应。要看清它走到哪一步，必须先把时间线捋清楚。
2026年2月20日，美国最高法院在学习资源公司诉特朗普案中作出裁决，案号为607 U.S. 229。法院以6比3的投票结果裁定，《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并没有授权总统征收关税。这部法律赋予总统的是在紧急状态下管制进出口的权力，但征税权属于宪法第一条明确授予国会的权力，总统不能仅凭紧急状态就自行开征关税。裁决作出后，依据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广泛关税随之失效，海关与边境保护局也已确认，自2月24日起停止征收这类关税。
但关税战并没有就此结束。裁决作出数小时之内，特朗普政府就宣布改用另一条法律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122条款，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10%的全面关税。122条款允许总统在应对国际收支问题时征收最高15%的附加税，但有效期只有150天，延期必须经过国会批准。随后，政府又把这项全面关税的税率提高到了15%。与此同时，钢铁、铝等行业性关税并不在最高法院裁决的范围内，因此不受影响，继续有效。
与此同时，法律战也在其他战线上展开。此前已有25个州就新一轮关税提起诉讼，而在加拿大方向上，政府则翻出了338条款这张旧牌，对汽车、家具、乳制品等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并对部分商品实施进口禁令。于是就出现了今天的局面：一方面，最高法院已经堵住了紧急经济权力法这条路；另一方面，政府通过122条款、301条款、232条款和338条款等多条路径继续推进关税，而每一项新的依据又都面临新的诉讼。11月13日提交的法庭之友意见，正是针对其中338条款这一路的最新一击。
这个时间线说明了一个重要的现实：最高法院的裁决并没有终结关税战，它只是把战场从一条法律依据转移到了另一条。政府每换一个依据，就要重新走一遍调查、公告、征税、被起诉的流程，而法院也要逐案审查每一条依据是否站得住脚。
法庭之友意见的核心论证：重大问题原则与不得授权原则
11月13日提交的法庭之友意见提出了两项宪法层面的论证，理解这两项论证，就能理解为什么这场官司的意义超出了加拿大一国的关税。
第一项是重大问题原则。这项原则的意思是：当一个问题具有重大的经济与政治意义时，法院会要求国会给出明确的授权，总统不能仅凭含糊的法律条文就自行其是。对加拿大商品普遍加征50%关税，涉及美国最大贸易伙伴之一、数百亿美元的贸易额以及无数进口商和消费者的切身利益，毫无疑问属于重大问题。而1930年写就的338条款，从来没有明确授权总统进行如此大规模的征税。法庭之友认为，在缺乏国会明确授权的情况下，法院不应当认可这种扩张性的解读。最高法院在学习资源公司案中的推理与此一脉相承：法院当时同样强调，关税是国会的权力，含糊的授权不能支撑大规模征税。
第二项是不得授权原则。这项原则源于宪法对立法权与行政权的分工：国会可以把一定的执行裁量权交给总统，但不能把立法权本身空白支票式地让渡出去。如果338条款被解读为允许总统自行认定任何外国存在歧视、自行决定对任何商品加征最高50%的关税，那就等于把征税这项最核心的立法权力交给了总统一个人。法庭之友认为，这种解读下的338条款本身就违反了宪法对权力分立的要求。
除了这两项宪法论证，法庭之友意见还紧扣338条款的条文本身：条款要求关税必须针对外国的歧视性贸易限制，并且幅度应当与对方措施造成的负担相当。而政府的做法是对所有被列入清单的商品一律征收50%的最高税率，没有针对不同商品、不同措施进行区分和衡量。这种一刀切的做法，在原告和法庭之友看来，恰恰说明政府并不是在执行338条款，而是在借用它的名义行使一项法律并未授予的权力。
退款那1200亿美元，到底退不退、怎么退
对许多读者来说，比法律条文更现实的问题是钱：过去已经缴纳的关税，到底能不能退回来？最高法院在学习资源公司案中并没有直接处理退款问题。法院裁定依据紧急经济权力法征收的关税违法，但没有明确已缴税款应当如何退还、通过什么程序退还。这个缺口至今仍然悬而未决。
卡瓦诺大法官在异议意见中曾警告，财政部可能须向进口商退还已征收的税款，整个过程会一团糟。他的担忧不难理解：关税是随着每一批货物逐笔征收的，涉及成千上万家进口商、数以百万计的报关单，退款需要逐笔核对、逐笔返还，行政成本极高。据《纽约时报》报道，退款申请的总额可能达到1200亿美元。这个数字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规模，也解释了为什么退款机制至今没有完全落地。
需要提醒读者的是，退款问题与338条款诉讼是两个层面。即使法院最终裁定338条款关税违法，退款也仍需单独的程序解决：谁有资格申请、需要哪些凭证、已结清的报关单能否追索，都要由法院后续命令或海关行政程序确定。对进口商而言，当下最实际的做法是完整保留每一笔缴税凭证与报关记录。
与此同时，加拿大方面也在调整自己的棋局。加拿大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下调了电动车与农产品关税。这一动向的背景并不难理解：当美国市场变得不确定时，加拿大有动力开拓其他市场，分散对美出口的依赖。对华人读者来说，这条消息的意义在于，加美贸易摩擦的外溢效应正在扩散，加拿大商品的流向、价格与供应链都可能随之变化，而变化的方向并不只取决于华盛顿的法院。
这场官司的三种可能走向
格勒特环球公司诉特朗普案目前仍在审理之中，法院尚未作出判决。结合案件的进展与类似诉讼的经验，这场官司大致有三种可能的走向，每一种都会把关税战带向不同的方向。
第一种走向，是法院支持原告，裁定338条款关税违法。如果国际贸易法院认定338条款已经被后续立法默示废止，或者认定政府对条款的适用超出了法律授权，那么50%的对加关税将被叫停，已征收的税款也将进入退款程序。这种结果的冲击不仅限于加拿大：它会向政府传递一个明确信号，即翻找沉睡的老法律来支撑大规模关税的做法在法院行不通，政府此后若想继续加征关税，就必须回到国会寻求明确授权，或者依赖301条款、232条款等已有完备程序的工具。当然，政府几乎肯定会上诉，案件可能一路打到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甚至最高法院。
第二种走向，是法院支持政府，认定338条款仍然可用。如果法院认为条款没有被默示废止、政府的适用在裁量权范围之内，那么50%的对加关税将继续执行，政府也将获得一个经法院背书的新工具。这样的结果会产生示范效应：既然338条款可以用在加拿大身上，理论上也可以用在其他国家身上。原告一方则会上诉，争议将进入上诉程序，而在此期间，进口商与消费者仍需继续承担高关税的成本。
第三种走向，是法院作出部分裁决或程序性处理。例如，法院可能先就30天等待期等程序瑕疵作出认定，而把条款是否被默示废止等更根本的宪法问题留待后续审理；也可能发布临时禁令，暂停征税直至作出最终判决。无论走向如何，有一点是确定的：这场官司不会很快画上句号，任何一方败诉后都可能上诉，关税战的法律拉锯还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
对华人读者意味着什么
法律条文听起来遥远，但关税最终会落到每一个人的账单上。对北美华人读者来说，这场官司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进口商品的价格。50%的对加关税覆盖了汽车、家具、乳制品等商品，其中奶酪等食品直接关系到超市货架。关税通常不会由出口商全额承担，而是沿着供应链层层传导，最终反映在零售价格上。如果你发现某些加拿大产的食品、日用品价格明显上涨，关税很可能就是原因之一。如果法院最终裁定关税违法，价格回落需要时间，因为零售商的进货成本、库存周期与定价策略都不会一夜之间调整。
其次是代购与小生意的成本。不少华人从事加拿大商品代购，或者经营进口加拿大食品、家具的小生意。对这些从业者来说，50%的关税直接抬高了进货成本，压缩了利润空间；部分商品还面临进口禁令，根本进不来。在这种环境下，单纯涨价未必能留住客户，更现实的做法是重新核算每一款商品的成本结构，评估哪些商品仍有利可图，哪些需要暂停或寻找替代货源。同时，务必保留完整的进货与缴税凭证，一旦未来出现退款程序，这些凭证就是申请退款的依据。
再次是与加拿大相关的生意与就业。加拿大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两国之间的供应链高度交织，汽车、农产品、能源等行业都有大量跨境业务。关税战持续的时间越长，对相关行业就业与投资的影响就越明显。在美加边境地区工作、或者业务依赖加拿大市场的华人，应当关注案件的进展与122条款150天有效期的节点，因为这些时间点可能带来政策的又一次转向。此外，加拿大与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下调电动车与农产品关税，也意味着加拿大商品的出口方向正在调整，长期来看可能改变北美市场的供需格局。
对普通读者而言，最重要的提醒是不要把最高法院2月的裁决误解为关税已经取消。紧急经济权力法关税确实被判违法，但122条款的全面关税随即接上，钢铁、铝等行业性关税从未受到影响，338条款的对加关税也仍在征收之中。物价会不会降下来，取决于后续每一场诉讼的结果，而不是某一次裁决本身。
结尾：关税战没有结束，只是换了法律依据
从2026年2月最高法院裁定紧急经济权力法关税违法，到政府数小时内改用122条款接上10%的全面关税，再到如今338条款对加关税被告上法庭，关税战的形态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它不再是一场由单一法律依据支撑的政策行动，而演变成了一场多线并进的法律拉锯：政府不断寻找新的法律依据，进口商与各州不断提起新的诉讼，法院则逐案审查每一条依据是否成立。
11月13日提交的这份法庭之友意见，是这场拉锯中的最新一步。它的重要性不在于它本身能决定案件的胜负——法庭之友意见只是供法院参考的材料——而在于它把争议的焦点清晰地摆上了台面：总统能不能凭借一条1930年的老法律，对最大贸易伙伴之一的商品普遍加征50%的关税？这个问题的答案，将决定未来几年美国关税政策的边界。
对读者来说，与其追问关税战什么时候结束，不如盯住几个具体的节点：国际贸易法院对格勒特环球公司案的下一步动作，122条款150天有效期的走向，以及退款程序何时真正落地。在这些节点明朗之前，关税带来的价格压力不会消失，而理解每一场官司背后的法律依据，是判断物价与生意走向的第一步。
本文仅供一般信息参考，不构成法律意见。如需针对自身进口业务或税务问题作出决策，请咨询持牌律师或税务专业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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