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9日星期一，美国最高法院将开庭审理Nielsen v. Watanabe一案，案号25-417。这是本开庭期里最受法律界关注的案件之一，因为它直接关系到一个存在了55年的问题：普通人能不能直接起诉联邦官员、要求对方为违反宪法的行为赔钱。这条路在1971年由Bivens v. Six Unknown Named Agents一案打开，此后却被最高法院一步步收窄，自1980年以来再也没有支持过新的Bivens索赔。9日这场庭审的结果，可能决定这条路是留下一道窄门，还是被彻底关上。
案子是怎么来的：一次斗殴、一块尾骨、一名狱医
原告Kekai Watanabe是联邦囚犯。2021年，他在夏威夷一所联邦监狱里卷入斗殴，受伤后向狱医Francis Nielsen求诊。Watanabe的说法是，Nielsen只给了他非处方止痛药，没有做进一步检查或转诊，后来才发现他的尾骨已经骨折，他因此忍受了数月的疼痛。Watanabe依据第八修正案提起索赔，主张狱方对他的医疗需求存在蓄意漠视。
地区法院最初驳回了这起诉讼，认为Bivens索赔在此并不成立。但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推翻了这一决定，认为本案与1980年的Carlson v. Green案实质相同：Carlson案中，联邦监狱官员未能妥善处理一名囚犯的严重哮喘发作，导致囚犯死亡，最高法院当时允许其家属依据Bivens索赔。第九巡回认为，既然先例已经覆盖了第八修正案下的监狱医疗索赔，Watanabe的案子就不属于需要重新创设诉因的“新情形”。
Nielsen一方不服，向最高法院申请复审。2026年6月22日，最高法院决定受理此案，争议焦点只有一个：第九巡回允许这起Bivens索赔，是否错了。
双方各执一词：是照搬先例，还是推翻先例
Nielsen一方的核心主张分两层。第一层是区分：Carlson案涉及的是急性哮喘发作、几小时内死亡的极端情形，伤害的紧迫性和严重程度与本案不同，因此不能直接套用。第二层更激进：Nielsen一方明确要求最高法院推翻Bivens本身，理由是创设损害赔偿诉因是国会的事，不是法院的事，司法机关不应再凭空“推导”出赔偿请求权。
Watanabe一方则主张本案根本不需要扩展Bivens。他认为自己的案子就落在Carlson案已经划定的范围里，第九巡回没有创设任何新东西，只是适用了现成的先例。如果最高法院接受这一说法，案件可以在不动摇Bivens的前提下解决。
总检察长D. John Sauer代表的联邦政府介入支持Nielsen一方，要求驳回这起索赔，但其立场比Nielsen一方温和：政府认为本案可以在不重新审议Bivens存废的前提下处理，不必借此案彻底推翻1971年的判例。最高法院已在2026年10月13日批准总检察长以法庭之友身份参与口头辩论并分得辩论时间。
Bivens这条路是怎么越走越窄的
要理解9日庭审的分量，需要回看Bivens的历史。1971年，最高法院在Bivens案中认定，联邦缉毒官员涉嫌违反第四修正案进行非法搜查时，受害人可以直接依据宪法起诉索赔，即使国会没有专门制定赔偿法律。此后最高法院只在两个情形下支持过Bivens索赔：1980年的Carlson案（第八修正案监狱医疗）和1979年的一起性别歧视案。
自1980年以后，最高法院再也没有支持过新的Bivens索赔。2022年的Egbert v. Boule案把这一趋势推向高点：法院强调，除最特殊的情形外，创设新的损害赔偿诉因是国会的工作，法院不应代劳。此后下级法院在适用Bivens时普遍采取极为谨慎的态度，许多案件在“是否属于新情形”这一步就被挡下。
这也是Nielsen案的关键战场。最高法院现行的两步分析是：先问案件是否呈现“新情形”，即与以往支持过的Bivens案件在意义上有没有差别；如果有，再问有没有“特殊因素”提示应由国会而非法院来决定。第九巡回在第一步就认定不属于新情形，而Nielsen一方和联邦政府则认为，案件事实与Carlson案的差异已经足以构成新情形，进而应当驳回。
同日第二案与庭审看点
11月9日当天，最高法院还将审理第二起案件Hoffmann v. WBI Energy Transmission。两案同日开庭，但争议完全不同，不要混淆。Nielsen案的庭审看点集中在三个问题上：第一，大法官们是否接受“本案与Carlson案相同”的说法；第二，如果认定属于新情形，法院是否会顺势讨论Bivens本身的存废，还是像联邦政府建议的那样窄化处理；第三，判决的措辞会有多宽——是只针对监狱医疗索赔，还是对所有针对联邦官员的宪法索赔都收紧标准。
需要说明的是，庭审不等于判决。最高法院通常在开庭数月后才公布判决，本案的判决预计要到2027年年中才会出炉。11月9日的辩论只能透露大法官们的倾向，不能据此断言结果。任何在庭审当天就宣称“胜负已定”的说法，都是过度解读。
与ICE执法问责的关联：是舆论讨论，不是本案争议
近期的舆论讨论中，不少评论把Nielsen案与ICE等联邦执法机构的问责联系起来：如果Bivens被进一步收窄甚至推翻，普通人起诉联邦执法人员索赔的难度会更大。这种担忧有其现实背景，但必须写清楚——这属于舆论讨论和潜在影响，不是本案本身的争议。本案的当事人是联邦监狱的狱医，争议是监狱医疗索赔是否成立，案件材料并不涉及ICE执法行动。
不过，判决的逻辑确实可能外溢。Bivens的适用标准是统一的，一旦最高法院在本案中确立更严格的“新情形”判断或重申Egbert案的立场，未来的同类案件——无论针对的是监狱官员、边境执法人员还是其他联邦官员——都会受到影响。这也是民权组织关注本案的原因：ACLU等团体已提交法庭之友意见支持Watanabe，认为如果连与Carlson案高度相似的索赔都被驳回，Bivens在实践中将名存实亡。
反过来，支持收窄的一方则认为，联邦官员履行公务时面临大量诉讼风险，会影响执法积极性；而国会完全可以通过立法明确赔偿机制，不需要法院继续“代劳”。这场争论的本质，是三权分立下“谁来决定赔偿”的老问题，Nielsen案只是把它重新摆上了桌面。
如果这条路被关上，还有哪些救济渠道
即便最高法院在本案中进一步收窄甚至推翻Bivens，普通人并非完全失去救济渠道，只是每条路的门槛和适用范围各不相同。第一条是禁令性救济：如果联邦官员的行为正在持续侵害宪法权利，当事人可以起诉要求法院叫停该行为，而不必等到损害发生后再索赔。这类诉讼针对的是未来的行为，法院在历史上对此的态度比金钱赔偿要宽容得多。第二条是人身保护令：对在押人员而言，如果羁押本身或羁押条件违反宪法，人身保护令程序仍然是一条独立的救济路径，不依赖Bivens。第三条是国会立法：国会完全可以通过制定法律，明确规定针对联邦官员违宪行为的赔偿机制，Bivens本身就是在国会没有立法的情况下由法院“补位”的产物，国会一旦立法，法院的角色反而更清晰。第四条是针对州和地方官员的42 U.S.C.第1983条诉讼，这条路有明确的成文法依据，不受Bivens争议影响，只不过它管不到联邦官员。
需要提醒的是，这些渠道都不能直接替代Bivens。禁令性救济只能阻止未来的侵害，不能补偿已经发生的损失；人身保护令只适用于在押人员；国会立法需要时间，而且是否立法、何时立法都存在不确定性；联邦侵权赔偿法（FTCA）虽然允许起诉联邦政府本身，但它针对的是普通法上的侵权行为，并不直接覆盖宪法侵权，而且有不少例外情形。这正是民权组织担心Bivens被推翻的原因：关掉这条路之后，受害人手里剩下的工具要么只能防未来、不能补过去，要么适用范围很窄。对在美华人而言，理解这一点比记住案件编号更重要——遇到与联邦机构的纠纷时，第一步是分清对方是联邦官员还是州和地方官员，第二步是判断自己要的是叫停行为还是索要赔偿，第三步才是选择对应的法律渠道，而不是默认“告政府”只有一种办法。
对在美华人意味着什么
对普通在美华人而言，Nielsen案的直接影响有限：大多数人与联邦监狱医疗没有交集。但它的间接意义值得留意。第一，如果你或家人未来与联邦机构发生纠纷，涉及宪法权利受损，Bivens的存废决定了除行政申诉和国会立法渠道外，是否还有一条直接向法院索赔的路。第二，案件结果会影响律师对同类案件的评估，收窄之后，针对联邦官员的索赔诉讼会更难立案，维权成本可能上升。第三，判决出炉后，国会是否会跟进立法明确赔偿机制，将成为下一个观察点。
需要提醒的是，本案不改变另一条更常用的索赔路径：针对州和地方官员违反宪法的行为，42 U.S.C.第1983条提供了明确的成文法依据，不受Bivens争议影响。真正受Nielsen案左右的，是针对联邦官员的那一小类案件。判决的时间线也值得留意：最高法院通常在庭审后数月才公布判决，本案的判决预计要到2027年年中才会出炉，届时要看的不仅是结果，还有判决的措辞范围——是只针对监狱医疗索赔，还是对所有针对联邦官员的宪法索赔都收紧标准。判决出炉后，国会是否会跟进立法明确赔偿机制，将成为下一个观察点。
11月9日的庭审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要看的是大法官们在辩论中提出的问题、判决的范围，以及国会是否会在判决后有所行动。无论结果如何，这场庭审都将重新定义“告联邦官员”这条路在美国还能走多远。
本文仅供一般信息参考，不构成法律意见。如涉及具体案件，请咨询持牌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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