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院6比3关上外国人侵权法大门：思科案之后，企业协助教唆人权诉讼走到了尽头-北美指南

先把时间说清楚：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思科案的裁决，作出的日期是2026年6月23日，星期二，而不是11月10日。案号是24-856，判决书收录为609 U.S. 141（2026）。这份裁决在11月上旬再度受到关注，是因为多家法律机构与智库在11月9日前后刊发了评论文章，重新梳理了它的影响。但裁决本身的日期、票数与理由，都以6月23日公布的判决书原文为准。

裁决的核心只有一句话，却足以改写过去四十多年美国人权诉讼的版图：联邦法院不得再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创设新的诉因，私人原告也不能再依据《外国人侵权法》或者《酷刑受害者保护法》，以协助教唆为由起诉一家企业。换句话说，一家美国科技公司即便被指控向外国政府提供了用于监控与迫害的技术支持，只要原告的理论是协助教唆，这条在美国法院打官司的路，现在走不通了。

这不是一起普通的商业诉讼。原告是一群法轮功练习者，他们指控中国政府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迫害他们，而思科公司通过设计与维护金盾工程等监控技术，帮助中国官方识别并抓捕他们。案件从2011年起诉算起，已经走了十五年，中间经历了地区法院驳回、第九巡回上诉法院放行、最高法院调卷复审。6月23日的裁决，为这段漫长的诉讼画上了一个句号，也为所有类似的跨国企业人权诉讼关上了一扇门。

裁决到底说了什么：两张票，两个结论

这份由巴雷特大法官主笔的多数派意见，需要拆成两部分来读，因为两部分的票数并不相同。第一部分关于《外国人侵权法》，票数是6比3。巴雷特与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以及托马斯、阿利托、戈萨奇、卡瓦诺四位大法官组成多数派；索托马约尔大法官提出异议，卡根与杰克逊两位大法官在异议意见中关于《外国人侵权法》的部分加入了她。

多数派在这一部分的结论写得毫不含糊：今天，我们关上索萨案留下的那扇门，认定法院不得为违反国际规范的行为创设新的诉因。判决书同时强调，法院并不推翻索萨案关于《外国人侵权法》只是一部管辖权法律、不创设新诉因的那项认定，也不重新审查索萨案所假设的、与布莱克斯通三项传统侵权相对应的诉因仍然存在的问题。被关上的，只是索萨案曾经预留的那种可能性：法院可以在狭窄的情形下自行创设新的《外国人侵权法》诉因。多数派的判断是，这样的情形实际上并不存在，那个被预留的类别是一个空集。

第二部分关于《酷刑受害者保护法》，票数实际上是8比1。杰克逊大法官与卡根大法官虽然不同意多数派关于《外国人侵权法》的推理，但在《酷刑受害者保护法》的结论上站到了多数派一边：她们同意，这部1991年的法律并不包含协助教唆责任。杰克逊单独撰写了一份部分赞同判决结果、部分表示异议的意见，卡根加入了这份意见。只有索托马约尔大法官在《酷刑受害者保护法》的问题上也持异议立场。于是，关于协助教唆能不能成为《酷刑受害者保护法》下的诉因，法院内部的分歧比《外国人侵权法》部分要小得多。

两部分合起来，裁决的实际效果非常明确：原告针对思科的《外国人侵权法》诉求必须被驳回，针对两名思科高管的《酷刑受害者保护法》协助教唆诉求同样不能成立。最高法院推翻了第九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并将案件发回重审。

十五年诉讼：从2011年起诉到第九巡回放行

要理解这份裁决的分量，需要先回到案件的起点。2011年，一群法轮功练习者向加利福尼亚北区联邦地区法院提起诉讼，被告是思科公司以及两名公司高管。原告中既有中国公民，也有美国公民。他们提出的核心指控是，中国政府因为他们的宗教信仰而迫害他们，对他们实施酷刑、任意拘押、强迫失踪与法外处决，而思科通过提供关键技术支持，使这种迫害成为可能。

原告指控的具体对象，是思科为中国方面设计与维护的金盾工程。这套系统被原告描述为一套用于监控法轮功练习者、协助实施镇压的安全系统。原告认为，思科不只是卖出了标准化的通用设备，而是参与了定制化开发与持续维护，明知相关技术会被用于识别、追踪与抓捕法轮功练习者。需要强调的是，这些都是原告在诉状中的指控，案件在程序上走到最高法院时，争议的焦点并不是思科到底做了什么，而是即便假设原告的指控属实，法律上是否承认这样一种协助教唆的诉因。

诉讼的早期走向对原告并不利。2013年，最高法院在基奥贝尔案中裁定，《外国人侵权法》不具有域外适用效力。受此影响，审理思科案的地区法院在2014年驳回了原告的《外国人侵权法》诉求，理由是相关诉求与美国的联系不够充分。案件一度看起来就要就此终结。

转折发生在2023年。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审理后认为，原告的指控如果属实，足以构成一项可信的主张：思科向针对法轮功练习者的镇压行动提供了必要的技术协助，并且明知酷刑、任意拘押、失踪与法外处决等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极有可能发生。第九巡回法院因此放行了案件，允许协助教唆的诉求继续推进。这一裁决在当时被视为人权诉讼领域的一次重要胜利，也是此后最高法院决定受理本案的直接背景。

最高法院在2026年1月9日星期五决定受理本案，4月28日星期二开庭审理了双方的口头辩论，6月23日星期二作出裁决。不到六个月的时间，第九巡回法院2023年的放行决定被彻底推翻。

一部1789年的法律，怎么走到今天

《外国人侵权法》的历史，几乎与美国本身一样长。这部法律由第一届国会于1789年通过，全文只有一句话：联邦地区法院对外国人就违反万国法或者美国条约的侵权行为提起的民事诉讼享有原始管辖权。用今天的话来说，它给了外国原告一个到美国法院告状的入口，但它本身并没有写明原告可以依据哪些具体的侵权行为索赔。

这部法律沉睡了将近两百年，直到1980年才被真正唤醒。第二巡回上诉法院在菲拉蒂加案中首次将这部十八世纪的法律适用于现代人权索赔，此后几十年间，美国下级法院陆续受理了大量以《外国人侵权法》为依据的人权诉讼，被告既包括外国官员，也包括跨国企业。支持者认为，这是美国法院为国际人权提供救济的重要通道；批评者则认为，法院在这条路上走得太远，把外交政策问题变成了法官手中的工具。

最高法院在2004年的索萨案中第一次给这条路划了边界。法院在索萨案中认定，《外国人侵权法》在措辞上只是一部管辖权法律，本身不创设新的诉因。这是索萨案的第一项认定，也是思科案多数派明确表示不予触动的认定。索萨案同时留下了一个口子：法院可以在狭窄的情形下，承认与布莱克斯通所列三项传统侵权相当的新诉因。这三项传统侵权，指的是违反安全通行证、侵犯大使权利与海盗行为，是十八世纪万国法公认的核心内容。索萨案的第二项认定，正是这个关于法院可以创设新诉因的预留空间。

此后的二十多年，最高法院一步一步收紧了这条路。2013年的基奥贝尔案排除了《外国人侵权法》的域外适用，要求诉求与美国有充分联系。此后的一系列裁决又进一步限制了针对外国企业的诉讼。值得注意的是，在索萨案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最高法院再也没有依据《外国人侵权法》创设过任何新的诉因。思科案的多数派正是抓住这一点指出，索萨案当年的乐观预测从未兑现，法院预留的那扇门后面其实什么都没有。

多数派的理由：造法是国会的事，不是法院的事

巴雷特大法官主笔的多数派意见，围绕的核心原则是分权。多数派认为，创设一项新的民事诉因，本质上是立法行为，应当由国会来完成，而不是由联邦法官通过判例来完成。法院如果自行创设针对违反国际法行为的诉因，就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介入外交政策，引发不利的对外后果，而权衡这种风险的机构，应该是掌握外交与立法权的政治部门，而不是法院。

多数派还援引了近年一系列判例所确立的趋势，包括2022年埃格伯特诉布勒案在内的裁决，都在强调同一个方向：创设诉因的权力专属于国会，法院不应当再通过普通法推理去填补立法空白。在这个框架下，《外国人侵权法》只解决法院有没有管辖权的问题，至于原告到底能不能告、能告什么，必须由国会通过立法明确规定，或者局限于索萨案所假设的、与布莱克斯通三项传统侵权相对应的范围之内。

关于《酷刑受害者保护法》，多数派的推理更加文本化。这部1991年的法律包含一项明示的诉因，针对的是将他人置于酷刑或者法外处决之下的个人。法律条文写的是使他人遭受酷刑的人，而没有写上协助或者教唆他人实施酷刑的人。多数派认为，既然国会在立法时明确写出了直接行为人的责任，却没有写上协助教唆者的责任，法院就不应当自行把协助教唆读进法律。这一推理也得到了杰克逊与卡根两位大法官的赞同，她们虽然不同意多数派处理《外国人侵权法》的方式，但认为《酷刑受害者保护法》的文本确实不支持协助教唆责任。

多数派同时回应了遵循先例的质疑。异议方认为，推翻索萨案的预留空间需要严肃的遵循先例分析，多数派却绕过了这一步。多数派的回答是，纠正索萨案一项从未兑现的预测，并不会扰乱任何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因为在索萨案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法院本来就没有依据这项预测创设过新的诉因，也就没有形成需要保护的既有秩序。

异议的声音：索托马约尔与杰克逊看到了什么

索托马约尔大法官的异议意见，是这份裁决中最尖锐的反对声音。她认为，多数派在没有进行完整遵循先例分析的情况下，实际上推翻了索萨案确立二十多年的框架。按照她的理解，索萨案并非只是随口留下一个可能性，而是经过深思熟虑后为法院保留了一项有限但真实的权力：在符合严格标准的情形下，承认新的《外国人侵权法》诉因。多数派把这个类别宣布为空集，等于悄悄推翻了索萨案，却不愿承认自己在推翻先例。

异议意见还强调了现实后果。索托马约尔指出，协助教唆恰恰是跨国企业参与人权侵害最常见的形态：企业很少亲自实施酷刑或者拘押，它们提供的是资金、技术、设备与服务，是让迫害得以高效运转的基础设施。如果法律只追究直接实施侵害的人，而放过提供关键协助的企业，那么《外国人侵权法》作为人权救济工具的实际意义，将被大幅掏空。卡根与杰克逊两位大法官在异议意见关于《外国人侵权法》的部分加入了她。

杰克逊大法官的单独意见则呈现出一种中间立场。她赞同索托马约尔关于《外国人侵权法》的大部分论述，认为法院不应当关上索萨案留下的门；但她同时认为，多数派关于《酷刑受害者保护法》的结论是正确的，因为这部法律的文本确实只针对直接行为人。卡根加入了杰克逊的这份意见。正是这份意见的存在，使得《酷刑受害者保护法》部分的实际票数变成了8比1，也让这份裁决的内部图景比简单的6比3更加复杂。

异议方的担忧还指向一个更长远的问题：如果法院彻底退出创设《外国人侵权法》诉因的领域，而国会又迟迟不立法，那么在美国法院寻求人权救济的通道，将在事实上关闭。支持者把这看作司法克制的胜利，批评者则把它看作人权问责机制的一次重大倒退。两种评价之间的分歧，恐怕会在未来很多年里继续存在。

影响最大的三类主体

第一类是科技公司，尤其是向外国政府出售监控、网络、数据分析与人工智能技术的企业。思科案的案情本身就极具代表性：争议的不是企业是否直接参与了抓捕与酷刑，而是企业提供的技术是否实质性地帮助了这些行为。裁决之后，类似的指控如果再以协助教唆的理论提起，几乎注定会在起诉阶段就被驳回。这对那些业务遍及全球、客户包括各国政府机构的科技企业来说，意味着一项重大的诉讼风险被解除。

第二类是更广泛的跨国企业，包括能源、制造、服装、矿业与安保行业的公司。过去几十年里，针对跨国企业的《外国人侵权法》诉讼，几乎都建立在协助教唆的理论之上：原告指控企业在海外经营中为当地政府或者武装力量的侵害行为提供了资金、后勤或者安全支持。思科案之后，这类诉讼在美国法院的根基已经不存在了。原告律师如果继续沿用同样的理论，很难再通过法院的初步审查。

第三类是人权组织与原告律师群体。对他们来说，思科案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自1980年菲拉蒂加案以来，《外国人侵权法》一直是他们最重要的诉讼工具之一。从索萨案到基奥贝尔案，这条路已经越走越窄，思科案则是最后的一步：法院明确表示，不会再为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创设新的诉因。电子前哨基金会等组织在裁决后发表的评论中直言，这份裁决给《外国人侵权法》下的人权诉讼画上了句号，除非国会通过新的立法，否则原告再也无法用这部法律追究科技公司的协助责任。

需要同时指出的是，裁决并没有让企业获得 blanket 式的豁免。出口管制、经济制裁、证券信息披露、反海外腐败执法以及各州的侵权法，仍然是悬在企业头上的其他约束。这些机制不在本次裁决的处理范围之内，也不会因为思科案而消失。企业的合规压力并没有消失，只是从民事赔偿诉讼，更多地转向了行政监管与刑事执法。

原告与受害者还有哪些路

最直接的一条路在国会。多数派意见反复强调，创设新的诉因是立法部门的职责，这句话既是拒绝，也是邀请：如果国会认为应当追究企业的协助教唆责任，完全可以通过立法明确创设这样一项诉因。问题在于，国会是否愿意、以及何时愿意采取行动，目前没有任何已经核实的时间表。美国国会的人权立法历来推进缓慢，尤其是在涉及对华关系与科技出口的敏感议题上，任何法案都需要跨越党派分歧与产业游说的双重障碍。

第二条路在各州法院。原告在2011年起诉时，除了联邦法律下的诉求，也提出了加利福尼亚州法律下的主张。州法侵权理论是否能够独立支撑类似的索赔，以及发回重审之后下级法院如何处理案件中剩余的诉求，目前都还没有定论，需要等待后续程序的展开。州法路径的优势在于不受《外国人侵权法》判例的束缚，劣势在于管辖权、法律适用与举证难度都可能更加复杂。

第三条路在美国之外。受害者与支持组织可能会更多地转向其他国家的法院，或者转向国际机制。一些欧洲国家近年来扩大了对跨国企业海外行为的管辖，个别国家还通过了强制企业履行人权尽职调查义务的立法。这些域外路径各有各的门槛与限制，能否真正为受害者提供救济，还需要逐案观察。

第四条路是非诉讼的压力机制，包括股东提案、媒体调查、学术研究与公众倡导。思科案本身之所以能够进入最高法院，离不开人权组织长达十多年的坚持与舆论关注。裁决虽然堵住了诉讼的路，但并没有堵住公众讨论的空间。企业声誉、投资者关系与政府采购资格，仍然可能因为类似的指控而受到实质影响。

华人读者需要看懂的三点

第一点，不要把这份裁决读成对思科的无罪认定。最高法院裁决的是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在《外国人侵权法》与《酷刑受害者保护法》之下，协助教唆是否构成一项可以起诉的诉因。法院并没有认定思科没有做原告指控的事情，也没有认定金盾工程与迫害之间不存在联系。原告的指控在第九巡回法院阶段是被假设为真实的，最高法院的裁决只是在这个假设成立的前提下，回答了法律上能不能告的问题。

第二点，要区分直接责任与协助责任。裁决之后，直接将他人置于酷刑或者法外处决之下的个人，仍然可能依据《酷刑受害者保护法》被起诉，这部法律针对直接行为人的明示诉因并没有被废除。被堵住的只是协助教唆这一条线：提供技术、资金或者其他支持的人，不再能够依据这两部法律被追究民事责任。这个区分看似技术化，却是整份裁决最关键的界限。

第三点，在美经营或者从业的华人，需要把合规的重心放对地方。思科案降低的是企业在美国法院面临人权民事赔偿诉讼的风险，但并没有降低出口管制与经济制裁的风险。向特定国家或者实体出口受管制的监控技术、网络设备与数据分析工具，仍然可能触发美国商务部的出口管制与财政部的制裁措施。对于从事科技、贸易与跨境业务的华人企业与从业者来说，真正需要盯紧的，是商务部实体清单、出口管制分类编号与制裁合规要求，而不是已经关上的《外国人侵权法》大门。

最后需要提醒的是，思科案的裁决虽然已经作出，但围绕它的讨论远未结束。案件发回重审之后，下级法院如何处理剩余诉求，国会是否会回应多数派的立法邀请，其他国家的法院是否会填补美国法院留下的空白，都是值得继续观察的看点。对于关注中美科技关系与跨国企业责任的读者来说，这份6月23日的裁决不是终点，而是一个新阶段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