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E 9月悄悄改了规则:有终审递解令的人从公开定位系统消失,2万多人“查无此人”,家人和律师现在怎么找人

9月16日清晨,移民执法人员敲开了加州洛迪市一户人家的门。39岁的尼日利亚女子安·拉瓦尼(Ann Lawani)还穿着睡衣,就被戴上手铐带走了。她是一名护理学博士,疫情期间在医院当护士,如今是旧金山大学护理硕士项目的负责人,在洛迪照顾83岁的父亲。她的家人立刻打开了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的在线拘留者定位系统,想查她被关在哪里——结果什么都没有。系统里查无此人,仿佛她从未被带走。

几天之后,家人才辗转得知,她已经被转过四家设施,送到了两千多英里外的路易斯安那。她的律师为她递交人身保护令申请时,甚至不知道该向哪个法院递,因为不知道她人在哪里。9月29日,一名联邦法官在驳回政府要求变更管辖地的动议时写道,没有任何一位尽职的律师能够知道她被转到了路易斯安那。

拉瓦尼的遭遇不是个例。2026年9月15日,国土安全部悄悄实施了一项新规:所有已有终审递解令的人,不再出现在ICE的在线拘留者定位系统(ODLS)中。这项变化没有任何公开宣布,国会议员是从美联社的报道中才得知此事,随后致信ICE代理局长要求撤销。而《纽约时报》11月10日的调查进一步披露,国土安全部还随附了一份内部话术脚本,指示接线员告诉打电话来查询的家属和律师:这个信息不公开。

根据上个月在波士顿联邦法院提起的诉讼,这项新规影响的人超过2万,约占ICE在押总人数的三成。对这2万多人来说,人还在政府手里,公开记录里却已经“查无此人”。而这只是故事的一半:《纽约时报》11月9日的另一项调查发现,110多名手握法院保护令的人,被先移交给外国政府,随后又被送回了原籍国,面临酷刑、性虐待或迫害的风险——而美国法院早已认定,这些风险是真实存在的。

本文要讲清楚的,就是这套变化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它影响了谁、为什么“有终审递解令”不等于“没有任何办法”,以及家人和律师在定位系统失效之后,现在还能怎么找人。

9月15日发生了什么:一条没有公告的规则

ICE的在线拘留者定位系统创建于2010年,是奥巴马政府时期拘留改革的一部分,目的是让家属、律师和公众能够查询一个人是否被拘留、被关在哪家设施。系统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开放,提供11种语言版本。多年来,它一直是家属确认亲人下落的第一步,也是律师建立联系、准备法律文件、安排会见和出庭的前提。

据美联社报道,三名现任和前任ICE官员证实,从2026年9月15日起,所有已有终审递解令的人停止出现在这个系统中。所谓终审递解令,是指移民法官已经作出可以执行的递解决定,当事人或者在上诉中败诉,或者从未提出上诉。ICE没有宣布这项变化,在被美联社直接问到时,既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美国移民律师协会(AILA)在9月18日向会员发出了警示,比美联社的报道还要早三天——这说明律师们在实务中已经先发现了客户从系统中消失。

变化不仅限于网站本身。据《华盛顿邮报》报道,ICE官员还被指示不得向打电话来询问的家属或律师透露被拘者的位置。而《纽约时报》拿到的一份国土安全部内部文件显示,部门还准备了一份话术脚本,供承包商接线员使用:当有人打电话来找人时,就告诉对方“该信息不公开”。也就是说,线上查不到,电话问不到,两个找人的口子同时被堵上了。

需要说明的是,这项新规并非覆盖所有被拘者。据美联社报道,加州阿德兰托的一家拘留设施,以及明尼阿波利斯、纽约市和芝加哥郊区的临时关押设施不在此列,因为法官已经在相关诉讼中命令ICE在这些设施里及时把被拘者列入定位系统。这也从侧面说明,法院是可以在这个问题上划出红线的——问题只在于,绝大多数设施并没有这样的命令。

数字有多大:2万多人,约占在押人数的三成

到底有多少人受影响?不同的口径给出的是同一个量级的答案。美联社援引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递解数据项目”获得的ICE数据称,仅2026年7月一个月,被捕并送入ICE拘留的人当中,就有近1.6万人已有终审递解令,超过当月总收押人数的三分之一。而2026年10月28日在波士顿联邦法院提起的诉讼则称,受影响的人超过2万人,约占ICE在押总人数的30%。

诉状里给出了更精确的基数:2026年7月,ICE平均每天关押约66,904人,其中约21,700人已有终审递解令,占比约32%。也就是说,从新规生效的第一天起,就有超过2.1万人同时从公开系统中消失了。ICE在7月初的在押人数已经超过6.5万人,是有记录以来的高位,而终审递解令群体正是政府优先递解的对象。ICE在给美联社的声明中说,有终审递解令的人“正在被优先处理递解”,同时提到法院针对个别递解发布了“数量空前的禁令”。

把范围再放大一层看:根据《纽约时报》引用的政府数据,截至2026年3月,全美约有150万人的终审递解令尚未执行、本人也没有被拘留;美国移民委员会的估计约为140万人。这140多万人中的绝大多数并不在拘留状态,但只要其中任何一个人被捕入押,从被捕那一刻起,家人和律师就可能在公开系统里找不到他。而ICE在全国有300多家拘留设施,被拘者经常在设施之间频繁转押——没有定位系统,逐一排查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还有一个数字值得放在这里:美联社统计,自去年10月以来,联邦法院已经在4400多起案件中裁定政府对某人的拘留不合法。这个数字提醒我们,“有终审递解令”并不等于“拘留和递解的每一步都合法”。法院仍在不断纠正执法中的错误,而纠错的前提,是律师能够找到当事人、及时向法院递交文件。定位系统失效,直接打击的正是这个前提。

洛迪护士的八周:安·拉瓦尼的遭遇

《纽约时报》11月10日的调查,把镜头对准了安·拉瓦尼。她的经历几乎是这项新规的一份完整说明书。拉瓦尼2007年入境美国,2013年庇护申请被移民法官驳回,但法官同时认定她如果回到尼日利亚,很可能面临迫害,因此给予她“暂缓递解保护”(withholding of removal)。这项保护并不取消她身上的递解令——2013年8月6日签发的终审递解令至今仍然有效——但它禁止政府把她送回尼日利亚。政府当时没有对这项保护提出上诉。

此后十多年里,拉瓦尼一直合法工作,工作许可定期续签,有效期到2029年。她在约翰·缪尔医疗中心(John Muir Health)当护士,疫情期间坚守岗位,如今负责旧金山大学的护理硕士项目,同时在洛迪照顾83岁的父亲。她的律师和支持者说,她没有犯罪记录,一直遵守移民方面的各项要求。

2026年9月16日,也就是新规生效的第二天,ICE执法人员在她洛迪的家中将她逮捕。她的家人和律师在定位系统里查不到她,ICE也拒绝告诉任何人她在哪里。她的哥哥后来对媒体说,她仿佛“消失进了深渊”。事实上,她先被关在斯托克顿的一家设施,随后被转到得克萨斯州埃尔帕索,最终被送到路易斯安那州南部的ICE处理中心——四家设施,横跨三个州。

她的律师纳塔利娅·维埃拉·桑塔纳(Natalia Vieira Santanna)在9月18日向加州东区联邦法院递交了人身保护令申请,用的还是她最后一个已知地点。政府随后要求把案件转到路易斯安那审理,9月29日法官驳回了这一请求,理由是没有任何一位尽职的律师能够知道她被转到了路易斯安那。与此同时,一名联邦法官已经下令,在她的人身保护令申请待决期间不得将她递解。

拉瓦尼案还有一层值得注意的法律背景:暂缓递解保护只禁止把她送回尼日利亚,并不禁止政府把她送往第三国。据《纽约时报》报道,ICE一直在推进把她递解到一个未公开的第三国,而且没有向她或她的律师提供相关的文件。要解除暂缓递解保护、把人送往第三国,政府本应走一套正式程序,让当事人有机会对前往第三国提出异议。她的律师认为,ICE的做法跳过了这一步。加州众议员乔什·哈德(Josh Harder)已在10月20日致信国土安全部部长,要求以监管令释放她并送回加州,同时提供拟议的递解目的地、旅行文件和拘留依据。截至《纽约时报》11月10日发稿时,拉瓦尼仍在路易斯安那被关押,而且仍然没有出现在定位系统中。

拉瓦尼不是唯一一个。诉状和律师们的说法是,全国各地的律师都在报告同样的遭遇:客户从系统中消失,电话打过去得不到任何答复,法律程序的期限却不会因此暂停。

那张话术脚本:打电话过去,对方只会说“不公开”

如果说定位系统下线还可以被解释成一次“后台调整”,那么那份内部话术脚本就很难这样解释了。《纽约时报》获得的国土安全部文件显示,部门为处理查询电话的承包商准备了统一口径:当家属或律师打电话来找人时,告诉对方这个信息不公开。配合《华盛顿邮报》披露的指示——官员不得向家属或律师透露被拘者位置——整个安排呈现出一种系统性:不是某个接线员的个人决定,而是一套自上而下的不予告知。

为什么这一点重要?因为对很多家庭来说,电话曾经是系统之外的第二条路。定位系统查不到,还可以打电话到设施问、打电话到ICE办公室问。现在两条路都被堵上,家人剩下的选择就只有逐一联系可能关押亲人的设施,或者求助于律师和社区组织——而全国有300多家设施,被拘者又经常被转押,逐一排查的成本极高。

国土安全部对《纽约时报》的回应是:被拘者有“多种方式”联系家人和律师;对于已有终审递解令的人,“唯一正当的程序就是递解”。在给美联社的声明中,部门的措辞是“被拘的非法移民有多种方式与家人和律师沟通”,“对于已有终审递解令的非法移民,正当的程序就是递解,仅此而已”。

这套说法的漏洞在于方向搞反了。被拘者能不能打电话出来,和家属、律师能不能找到他,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一个被转押到路易斯安那的人,即使能打电话,也未必知道家人的新号码、未必能在有限的通话时间里讲清自己的位置、未必能联系上刚接手案件的律师。而律师这边,如果连当事人在哪个州、哪家设施都不知道,人身保护令该向哪个法院递、会见该向哪家设施约、递解前的动议该在哪个期限前提交,全都无从谈起。更何况,拉瓦尼案显示,恰恰是在当事人最需要律师的时候——递解程序正在加速推进的时候——律师最难找到他。

不只查不到人:110多人被绕过法院保护令送回原籍国

定位系统的问题如果只停留在“找人难”,还只是程序层面的麻烦。《纽约时报》11月9日的另一项调查揭示的,是更严重的后果:法院的保护令本身,正在被一套迂回操作绕过。

《纽约时报》的调查确认,110多名手握法院保护令的人,先被移交给外国政府,随后又被送回了原籍国,而在原籍国他们面临酷刑、性虐待或迫害的风险——这些风险是美国法院已经认定成立的。调查的方法是查阅法庭文件,并逐国向律师、被递解者和人权倡导者核实。报道同时指出,这个数字几乎可以肯定是低估的,人权组织“人权第一”(Human Rights First)独立收集的数据与之大致吻合。

其中的一个个案是穆斯塔法·卡马拉(Mustapha Camara),一名在内布拉斯加州工作的护士,疫情期间上12小时的班。法院已经下令禁止美国政府把他送回冈比亚,因为他在那里面临迫害风险。2026年7月,ICE执法人员还是在他家门外将他逮捕。他的遭遇与拉瓦尼案形成呼应:法院的保护令写在纸上,执法却在纸面之外进行。

这套操作的方式是“第三国递解”:政府把无法直接送回原籍国的人,先送到愿意接收他们的第三国政府手中,再由这些国家把人转送回原籍国。在这些案例中,外国政府实际上只起了中转作用。《纽约时报》查阅的文件显示,至少有一些合作方明确认为,自己的角色就是帮助美国政府把人送回其原籍国,而不是重新安置他们。调查还记录了转运过程中的胁迫:有人被粗暴对待、被强行押上飞机,有人在武装警察面前被威胁监禁,直到“自愿”同意返回。

调查还披露了一个早期的测试案例:2025年2月,有关官员推动了一起试验性递解,在大约一个月内,299名被递解者当中有179人已经被送回了原籍国。美国政府表示,自己并不追踪被递解者之后发生了什么。国务院在被问及这种做法是否构成“间接推回”(refoulement by proxy)——即通过他国之手把人送回其面临迫害的国家,从而违反国际法——时没有回答。而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所有被送往第三国的人都已有递解令,政府只是在执行法律。

最高法院最近的动向让这个问题更加紧迫:法院在短暂叫停第三国递解项目之后,最近又允许政府恢复这项操作,而且被递解者没有机会就自己在第三国可能遭受酷刑或迫害提出异议。这意味着,法院保护令的实际效力,正在取决于政府会不会主动遵守——而定位系统的消失,又让外界更难及时发现违规、及时向法院求助。

需要强调的是,110多人这个数字是《纽约时报》的调查结论,不是本文的结论。调查本身也注明,这个数字不包括更多没有经过法庭听证就被递解、最终也回到原籍国的庇护申请人。真实的规模可能更大,只是目前无法完整统计。

官司打到波士顿:原告要什么,政府怎么回应

2026年10月28日,四个移民法律服务机构——大波士顿法律服务处(Greater Boston Legal Services)、里安移民中心(Rian Immigrant Center)、佛罗伦萨移民与难民权利项目(Florence Immigrant and Refugee Rights Project)和阿米卡移民权利中心(Amica Center for Immigrant Rights)——在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波士顿)提起诉讼,案件名为“大波士顿法律服务处等诉马林案”(Greater Boston Legal Services et al. v. Mullin),被告是国土安全部部长马林和ICE代理局长。代表原告出庭的是全国移民法律中心、全国移民项目、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及其马萨诸塞州分会。

诉状把这项新规称为“定位系统终审令政策”,称它是在没有任何公开宣布、也没有通知被拘者或其律师的情况下实施的。原告提出了三项主张:第一,违反《行政程序法》——政府在没有给出合理理由的情况下,抛弃了实行16年的既定做法;第二,违反《第一修正案》——阻碍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沟通;第三,违反《信息自由法》——没有在《联邦公报》上公布这项指令。原告要求法院撤销这项政策,并在10月28日当天宣布,将很快申请初步禁令,在诉讼期间先叫停这项政策。

原告的核心论点并不复杂:终审递解令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当事人的所有法律选项都已关闭。律师如果知道当事人在哪里,就可以申请撤销递解令、重启移民程序、阻止向第三国的递解——但这些动议都必须在ICE把人送走之前提交。把人从系统中移除,等于剥夺了当事人的正当程序权利。全国移民法律中心的高级律师卡桑德拉·查尔斯(Cassandra Charles)在相关报道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政府方面的回应目前仍然有限。国土安全部和ICE没有在公开场合证实这项指令的存在,也没有在法庭文件中正面回应。部门对外的一贯说法是:被拘者有多种方式联系家人和律师;有终审递解令的人,“唯一正当的程序就是递解”。9月,国会议员致信ICE代理局长要求撤销这项政策——议员们是从美联社的报道中才得知此事的。这封信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的另一个层面:一项影响2万多人的政策变化,连负责监督的国会都是从新闻里知道的。

这起诉讼目前处于早期阶段。提起诉讼不等于法院已经作出裁决,也不等于相关做法已经被叫停。法院需要先处理临时救济的申请,再进入实质审理,政府方面也可能提出程序性抗辩或上诉。在最终判决作出之前,定位系统的实际状态可能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本站10月29日已经报道过这起诉讼的提起,当时的篇幅主要集中在诉讼本身;而本文的重点,是此后两周里新披露的事实——《纽约时报》的两项调查、话术脚本、拉瓦尼案的细节——以及这些事实拼在一起之后呈现出的完整图景。

“终审递解令”不等于“没有任何办法”

很多人听到“终审递解令”会以为,官司已经打完了,剩下的只是执行。这个理解并不准确,值得单独讲清楚,因为它直接关系到定位系统失效的危害到底有多大。

首先,终审递解令不取消暂缓递解保护。拉瓦尼案就是例子:递解令是2013年的,暂缓递解保护也是2013年由同一位移民法官给予的,两者并存了十多年。暂缓递解保护禁止政府把人送回其可能受迫害的原籍国。要解除它、把人送往第三国,政府需要走正式程序,让当事人有机会提出异议。

其次,终审递解令之后仍然可能有新的法律救济。原告在诉状中列举的几种情形包括:申请撤销递解令、重启移民程序、就递解到第三国提出异议、申请人身保护令挑战拘留本身的合法性。这些程序都有严格的期限,而期限不会因为律师找不到当事人而自动延长。美联社统计的4400多起法院裁定政府拘留不合法的案件表明,事后纠错是真实发生的——但前提是有人能在期限内把案子送到法官面前。

再次,即使递解令本身无法推翻,当事人仍然需要与外界联系:与家人通话、接收药物和医疗信息、安排探视、处理个人事务。定位系统最初设立的理由,正是为家属和律师提供这项“公共服务”。把一整类人从系统中移除,等于宣布这群人不再享有这项服务——而他们恰恰是最需要它的人,因为他们被递解的速度最快、转押最频繁、留给律师的时间最短。

最后要提醒的是,终审递解令群体的构成并不单一。有些人刚收到递解令不久,有些人像拉瓦尼一样,递解令已经存在十多年、期间一直合法工作、定期向政府报到。把这些人一概视为“只剩下递解”的人,忽略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法律状态和保护令。定位系统按“有没有终审递解令”一刀切地移除信息,恰恰抹掉了这种区别。

家人和律师现在能做什么

定位系统失效之后,找人的难度确实上升了,但并非完全没有办法。下面这些做法,是综合律师和法律服务机构的建议整理的,适用于家中有亲人可能被拘留、或已经联系不上的家庭。

  • 先把身份信息整理在一处:当事人的姓名准确拼写(包括曾用名和不同的拼写方式)、出生日期、外国人登记号码(A号码)、案件编号、最后一次联系的时间和地点、最后一次已知的拘留设施。信息越完整,律师和机构协助的效率越高。
  • 保留每一次查询的记录:每次在定位系统查询时,记下日期、时间、输入的信息和系统显示的结果,最好截图保存。打电话给设施或ICE办公室时,记下对方的答复、工号(如果对方提供)和下一步建议。这些记录在法律程序中可能比事后回忆更有用,也能帮助律师判断问题出在信息输入、系统覆盖范围,还是新规本身。
  • 直接联系可能关押亲人的设施:如果知道最后一次出现的地点,可以从附近的设施开始逐一联系,询问是否接收了该人。不知道具体设施时,可以优先联系当事人被捕地附近的ICE办公室和处理中心,再逐步扩大范围。
  • 尽快联系有资质的移民律师或法律服务机构:不要等到听证临近才行动。律师需要时间评估案件、准备文件、与拘留设施建立联系,越早介入,可用的法律选项通常越多。如果当事人可能有暂缓递解保护、待决的人身保护令申请或其他保护令,一定要第一时间告诉律师。
  • 联系国会议员办公室求助:议员办公室可以向ICE发函询问个案情况。拉瓦尼案中,加州众议员哈德的介入让案件获得了更多关注,也促使ICE方面作出回应。对普通家庭来说,这是定位系统之外一条值得尝试的渠道。
  • 关注波士顿诉讼的进展:如果法院发布初步禁令,定位系统可能恢复对终审递解令群体的覆盖。可以关注原告机构——全国移民法律中心、美国公民自由联盟——发布的案件更新,以及主流媒体基于法庭文件的报道。
  • 警惕诈骗:移民拘留领域长期存在针对焦虑家属的诈骗。任何声称可以付费快速定位或保释、承诺保证结果、或者要求提供敏感个人信息的中介,都应当格外警惕。寻求帮助时,优先选择有执业资质的移民律师、获得认可的法律服务机构或社区组织,并核实对方身份。

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华人家庭:如果当事人持有有效的工作许可、定期向移民局报到、或者像拉瓦尼一样有暂缓递解保护,家属在联系律师时一定要把这些文件准备好。一份有效的暂缓递解保护令、一份待决的人身保护令申请,都可能成为阻止仓促递解的关键。但前提是律师能在递解发生之前拿到这些材料、见到当事人——而这正是定位系统失效之后最困难的一环。

接下来盯什么

这件事的后续有几个明确的观察点。第一,波士顿联邦法院会不会发布初步禁令。如果法院叫停这项政策,2万多人的定位信息应当恢复;如果法院拒绝,政府的做法至少在诉讼期间会继续下去,而上诉可能随之而来。

第二,国会会不会采取进一步行动。9月的议员来信要求撤销政策,但这只是一封信。国会可以举行听证会、要求国土安全部交出政策文件和受影响人数的统计,也可以推动立法,要求定位系统在逮捕或转押后一小时内更新信息。已经有倡导组织向联合国强迫失踪问题工作组提交了材料,认为这种做法可能构成强迫失踪的情形——这个定性目前只是倡导组织的提交意见,尚未得到任何国际机构的认定,读者应当注意区分。

第三,《纽约时报》披露的第三国递解调查会不会引发新的诉讼或国会调查。110多人的数字已经摆在桌面上,而最高法院允许恢复第三国递解的决定,意味着类似的递解还会继续发生。接下来的问题是:法院会不会对“绕过保护令”的操作设置新的限制,国务院会不会回答“间接推回”的质疑。

第四,拉瓦尼案本身的走向。她的人身保护令申请还在审理中,联邦法官已经下令在申请待决期间不得递解她。但她的案件也显示出一个结构性问题:当定位系统失效时,连向哪个法院递交申请都成了难题。9月29日法官那句“没有任何一位尽职的律师能够知道她被转到了路易斯安那”,可能会成为后续诉讼中被反复引用的一句话。

最后,对普通读者来说,最直接的提醒是:如果你的家人或朋友属于有终审递解令的群体,不要等到人被带走才开始准备。现在就把身份信息、案件编号、律师联系方式整理好,告诉家人一旦联系不上应该先找谁。定位系统曾经是兜底的那张网,现在这张网对2万多人已经收起来了,准备工作只能提前做在前面。

9月15日的那项变化没有公告、没有解释、没有过渡期。它发生在一个周一,生效的第二天,一名在洛迪照顾父亲的护士就在自己家中被带走,随后在公开记录里消失了八周。她的案子最终会被法院如何处理,现在还不知道。但有一件事已经清楚:当一个人可以在公开系统里“查无此人”的时候,保护他的法律程序也就失去了起点。波士顿的诉讼、议员的来信、《纽约时报》的调查,争的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一个人在被拘留之后,是不是应当可以在公开系统中被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关系到的不只是数据库的覆盖范围,而是家属能否找到亲人、律师能否提供帮助、以及法院的命令能不能真正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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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仅供一般信息参考,不构成法律意见。移民法律问题高度依赖个人具体情况,如需采取法律行动,请咨询有执业资质的移民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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