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气候大会第三十一届会议（COP31）将于 2026 年 11 月 9 日至 20 日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会还没开，账已经算清楚了：各国交上来的新一轮气候计划加在一起，到 2035 年只能让全球排放比 2019 年低约 6%，而把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同期需要大约 60% 的降幅。6% 对 60%，这就是安塔利亚谈判桌上最硬的一道裂缝，也是理解本届大会全部议程的起点。
这不是一场可以靠一句口号收场的会。土耳其环境、城市化与气候变化部长穆拉特·库鲁姆（Murat Kurum）担任大会主席，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Chris Bowen）担任谈判主席，这种土耳其主持、澳大利亚主导谈判的双主席安排本身，就是上届大会在贝伦就主办权争执后达成的妥协。11 月 11 日至 12 日的领导人峰会将先给谈判定调，真正的文本拉锯则在第二周。以下五大分歧，决定了这届会被记住为“落实之会”，还是又一次“推迟之会”。
第一大分歧：国家自主贡献的缺口，6% 与 60% 之间差了什么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 2026 年 10 月 27 日发布的《2026 年国家自主贡献综合报告》，是开会前最重要的一份底稿。报告覆盖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8 月 31 日期间登记的 127 份新国家自主贡献（NDC），涉及 154 个《巴黎协定》缔约方，约占 2019 年全球排放量的 71%。按这些计划执行，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含土地利用与林业）将在 2035 年前见顶回落，2035 年平均比 2019 年低约 6%，区间为 0 至 12%。如果把各国计划中以外部支持为条件的部分也全部兑现，降幅可提高到约 9%。
这个数字比一年前更难看。联合国在 COP30 期间基于 113 个国家的计划算出的降幅是 12%，如今腰斩到 6%。原因之一是美国的变化：美国 2026 年 1 月退出《巴黎协定》，其拜登时期提出的 2035 年较 2005 年减排 61% 至 66% 的承诺不再计入统计，联合国现在改用美国现行政策来推算其排放。另一个原因是新交计划的国家虽然多了，力度却没有同步跟上。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的措辞是，集体进展“远未达到科学要求的水平”。
需要把 6% 放在两把尺子旁边看。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六次评估报告给出的基准是：要把升温控制在 1.5 摄氏度以内，2035 年排放需比 2019 年低约 60%；即便退到 2 摄氏度的目标，也需要约 37% 的降幅。按现有计划推算，本世纪末升温可能落在 1.7 至 2.3 摄氏度之间。换句话说，各国不是差一点点，而是差了一个数量级。安塔利亚的谈判代表要回答的问题因此非常具体：是接受一份承认缺口、但把加码推到下一次盘点的文本，还是在会期之内逼出主要排放国更明确的 2035 年后目标表态。
这场争论还有一层时间压力。按《巴黎协定》的安排，各国本应在 2025 年提交以 2035 年为终点的 NDC，不少国家至今仍未交齐。COP31 的一项实际任务，就是把“落实桥梁”之类的机制落到实处，帮发展中国家把纸面承诺变成能拿到融资的项目组合。承诺写得再漂亮，变不成项目，6% 这个数字就动不了。
第二大分歧：气候融资，3000 亿美元够不够，1.3 万亿从哪来
钱是历届气候大会最难谈的一条线，COP31 也不例外。COP29 达成的“新集体量化目标”（NCQG）要求发达国家到 2035 年每年牵头并动员至少 3000 亿美元气候资金给发展中国家，取代此前每年 1000 亿美元的目标；同时还有一个更宏大的非约束性目标，即到 2035 年通过私人资本、多边银行与全球市场把气候资金总规模扩大到每年 1.3 万亿美元。发展中国家一直批评 3000 亿美元的核心承诺太小，与实际需求不匹配。
需求侧的数字确实惊人。有报道援引发展中国家的测算称，到 2030 年，新兴与发展中国家每年需要 2.3 万亿至 2.5 万亿美元用于转型与适应。土耳其方面提到的另一个口径是，发展中国家为落实其 NDC 到 2030 年累计需要 5.6 万亿至 7.1 万亿美元的适应资金。这两个数字的统计口径不同，不能直接相加，但指向同一个结论：3000 亿美元的核心承诺与万亿美元级的需求之间，存在一个必须由私人资本、多边开发银行与创新融资工具来填的巨大缺口。
COP31 开幕前一周的动态已经把这条线的张力拉满。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26 年 11 月 4 日发布了《2026 年适应差距报告》，把适应资金缺口重新推到聚光灯下；国际援助组织 CARE 同月 3 日呼吁富裕国家拿出可信的履约计划，包括到 2035 年每年至少 1200 亿美元的适应资金。印度也在 11 月 3 日亮明谈判立场，把气候融资、适应、技术转让与气候正义放在议程中心，并强调融资是《巴黎协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的法律义务，而非慈善。
对谈判桌上的代表来说，分歧不只是总额，还有钱的性质：多少是无偿赠款，多少是贷款；多少真正流向最脆弱国家，而不是又变成新的债务负担；以及如何核查发达国家是否兑现。过去的教训是，承诺的数字与到账的数字常常是两回事，安塔利亚如果只谈总额不谈到账机制，发展中国家很难签字。
第三大分歧：化石燃料路线图，写进文本还是留在会外
COP28 在迪拜达成的“摆脱化石燃料”表述，是气候谈判史上第一次在正式决定中写入化石燃料转型方向。但那句话没有附带时间表，也没有约束力，此后两届大会都没有把它推进成可操作的路线图。COP31 面临的，还是同一个老问题：要不要、以及如何在一份有约束力的文本里，给化石燃料的退出排一个时间表。
反对的力量一直很明确。化石燃料生产国担心退出时间表冲击能源安全与财政收入，主张把重点放在减排技术与“逐步减少”而非“逐步淘汰”上。支持加速退出的一方则指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2026 年 9 月初发布的《限制超调报告》已经把“超调、达峰、下降”定为剩余最可行的路径，1.5 摄氏度的窗口正在关闭，拖延的代价是更多的极端天气与更高的适应成本。哥伦比亚与荷兰 2026 年 4 月在圣玛尔塔共同主办的化石燃料转型会议，以及图瓦卢与爱尔兰计划于 2027 年 7 月主办的第二次公正转型国际会议，都是在会外给谈判施压的动作。
主席国的立场让这条线更加微妙。有分析指出，土耳其与澳大利亚联合主席团的行动议程围绕电气化、零废弃、气候韧性城市与海洋展开，却有意把化石燃料淘汰的辩论往后放。这可以理解为一种策略：先在电气化等相对容易达成共识的议题上拿成果，再回头啃化石燃料这块硬骨头。但风险也很明显，如果最终的覆盖决定（cover decision）对化石燃料只字不提或轻描淡写，小岛屿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很可能公开表达不满，认为大会回避了最核心的减排手段。
对读者来说，判断这条线成败的标志很具体：最终文本是否出现带有年份的化石燃料转型表述，是否提到停止新增化石燃料补贴或勘探许可，以及甲烷减排是否有可核查的目标。没有这些，哪怕电气化目标写得再漂亮，减排的源头问题也没有解决。
第四大分歧：电气化目标，35% 是雄心还是遮羞布
电气化是本届主席国最想推的亮点。土耳其与澳大利亚联合主席团提出，到 2035 年，电力在全球终端能源需求中的占比要达到 35%。不同来源对现状的表述略有出入：有的称目前约为 20%，有的称约为 23%，这与统计口径（是否计入传统生物质能等）有关，但方向一致——要在十年内把电力占比提高约 12 至 15 个百分点，意味着可再生能源装机、电网投资与终端电气化（电动车、热泵、工业电气化）必须同步加速。
支持者认为这是一个聪明的目标：它不直接点名化石燃料，却通过做大清洁电力的蛋糕，实质压缩化石能源的空间；它对各国都有吸引力，因为电气化同时带来空气质量改善、能源安全与产业机会。批评者则警告，电气化目标如果不讲清楚“用什么电”，就可能变成遮羞布：用煤电去充电动汽车与热泵，减排效果大打折扣。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的分析就强调，公正的电气化必须由可再生能源驱动，并由公共气候资金支撑，否则只会让已经落后的社区继续掉队。
这条线的谈判难点在于配套条件。35% 的目标本身是自愿性质的倡议，关键在于各国是否愿意把它写进自己的 NDC，以及是否配套电网投资、储能与需求侧管理的承诺。发展中国家尤其关心，谁来为电网升级买单。一个只有目标、没有资金与技术转让安排的电气化倡议，在谈判桌上很难获得广泛背书。反过来，如果 35% 的目标能与融资、能力建设挂钩，它就可能成为本届大会最实在的成果之一。
第五大分歧：适应与损失损害，谁为已经发生的灾难买单
减缓谈的是未来的排放，适应与损失损害谈的是已经发生的伤害。对小岛屿国家、最不发达国家与非洲国家来说，这是 COP31 上最不能让步的一条线。全球适应目标（Global Goal on Adaptation）至今缺少可衡量的指标与资金安排，而损失损害基金的到账情况更能说明问题：据报道，该基金每年到 2030 年的实际需求估计为 2000 亿至 4000 亿美元，但 27 个捐助国的认捐总额仅约 8.22 亿美元，实际到账的赠款约 6.297 亿美元，不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即时损失的 0.2%。
这个数字对比本身就说明了谈判的难度。损失损害不是未来的风险，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实：喜马拉雅冰川崩塌、太平洋岛国的海平面上升、非洲之角的持续干旱，都已经造成了无法通过适应来避免的损失。受灾国家要求的是可预测、可持续的资金来源，而不是一次性的认捐仪式。发达国家则担心，损失损害一旦与责任和赔偿挂钩，就会打开无上限的索赔口子，因此更愿意把它限定在自愿合作与保险机制的框架内。
适应议题同样卡在钱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的适应差距报告年复一年地指出同一个结论：适应规划在纸面上越来越多，真正落地的资金与项目却跟不上。COP31 的谈判代表要决定的，是全球适应目标是否能在本届大会上拿出明确的指标框架，以及适应资金在整体气候资金中的占比是否有硬性安排。没有这些，适应就会继续停留在“重要但没钱”的尴尬位置。
这条线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维度：城市与海洋。主席国把气候韧性城市与海洋保护列为优先事项，计划推动一份安塔利亚海洋宣言，并把建筑部门能效、废弃物与甲烷减排纳入行动议程。对沿海城市与岛国来说，这些议题不是点缀，而是生计。谈判的成败，最终要看这些议题是写进了有资金支持的决定，还是只留在了边会的日程表上。
安塔利亚的三种结局，华人读者该看什么
把五条线合起来看，COP31 大致有三种结局。第一种是“落实之会”：各国在 NDC 落实机制、电气化目标与适应指标上达成具体安排，融资谈判拿出可核查的路线图，化石燃料文本虽不完美但有所推进。第二种是“推迟之会”：覆盖决定承认 6% 与 60% 的差距，但把实质性加码推到下一次全球盘点，融资与损失损害只换来新的工作组与新的报告。第三种是“分裂之会”：主要国家在化石燃料与融资上公开对立，最终文本被稀释到各方都不满意，小岛屿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闭幕式上表达保留意见。
对在美国生活的华人读者来说，这场远在安塔利亚的谈判并非与己无关。美国已于 2026 年 1 月退出《巴黎协定》，官方代表团缺席本届大会，但美国各州、城市与企业仍在通过其他渠道参与气候行动，联邦层面的缺席并不等于美国声音的消失。电气化与电网投资的走向，会影响美国电价与电动车、热泵等产品的成本；气候融资的规则，会影响美国企业在海外清洁能源市场的机会；而全球减排进度的快慢，最终会反映在极端天气的频率与保险成本上，这些都与在美家庭的日常生活直接相关。
谈判还有近两周，文本会经历多轮起草、括号增删与深夜磋商。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开幕式上的致辞，而是第二周的案文变化：6% 这个数字有没有被写进覆盖决定，3000 亿美元有没有配套的到账时间表，化石燃料有没有年份，35% 有没有资金支持，损失损害有没有超出认捐的安排。这五条线上的每一个字，都比开幕式上的掌声更能说明，这届大会到底是往前走了一步，还是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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