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11月9日星期一开庭审理尼尔森诉渡边案（Nielsen v. Watanabe，案号25-417），庭审持续约一小时，没有当场作出判决。但庭上大法官们的提问，已经让这起案件的走向变得清晰起来：多数大法官似乎倾向于收紧、甚至大幅收窄联邦囚犯依据Bivens判例索赔的路，而对于是否彻底推翻Bivens，首席大法官罗伯茨和卡瓦诺大法官又显得有所保留。判决预计在2027年6月底前作出。在此之前，这起表面上关于一名囚犯尾骨骨折的案件，已经和另一个更受关注的问题连在了一起：普通人还能不能起诉违反宪法的联邦探员，包括移民执法人员。
案件本身：一根断掉的尾骨和300万美元索赔
原告凯凯·渡边是联邦囚犯。2021年7月，他在檀香山一所联邦监狱的斗殴中受伤，尾骨骨折。他指控监狱护理人员弗朗西斯·尼尔森在他多次报告剧烈疼痛后，拒绝给予适当治疗，只给了非处方止痛药，也没有及时把他送往医院。渡边依据宪法第八修正案禁止残酷和非常刑罚的规定提起诉讼，索赔300万美元。
地区法院驳回了这起诉讼，第九巡回上诉法院2024年9月恢复了它，认为渡边的索赔与1980年卡尔森诉格林案（Carlson v. Green）“在所有有意义的方面都相同”：那起案件中，一名联邦囚犯哮喘发作后，监狱官员八小时没有提供足够医疗救治、也没有送医，最终导致死亡，最高法院当时允许家属依据Bivens判例索赔。尼尔森一方不服，向最高法院上诉，并明确要求法院限制、甚至彻底推翻Bivens判例。
Bivens是什么，为什么这案子能牵动全局
Bivens来自1971年的判例。最高法院当时裁定，联邦缉毒人员无证搜查民宅，违反第四修正案，受害人可以直接依据宪法向涉事官员个人索赔，即使国会没有专门立法授权这类诉讼。此后最高法院只在两类情形下认可过Bivens索赔：1979年的就业性别歧视案和1980年的囚犯医疗案。也就是说，半个多世纪里，法院真正放行的Bivens索赔只有三起。
与之对照，起诉州和地方官员有明确的成文法依据，即联邦法典第1983条；起诉联邦官员却没有对应的法律，只能依赖Bivens这条由法院创设的路。最近二十多年，最高法院一再拒绝把Bivens扩展到新的情形。2022年的埃格伯特诉布尔案（Egbert v. Boule）中，法院驳回了针对边境巡逻人员的过度执法和报复索赔，并指出此前已11次拒绝创设类似的索赔。尼尔森案于是成了下一个路口：法院是把卡尔森案的口子再收窄一点，还是干脆把整条路关掉。
庭审信号：收紧是大势，彻底推翻仍有犹豫
庭审中最受关注的几句提问，来自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大法官质问，Bivens索赔到底能带来什么“价值”，言下之意是这类诉讼对囚犯的实际帮助有限。卡瓦诺大法官则说，如果《联邦侵权赔偿法》（FTCA）这条路走得通，“似乎没必要”再保留Bivens；他指的是受害人可以直接起诉美国政府本身，要求赔偿。但卡瓦诺同时表示，用一起囚犯医疗案来推翻Bivens，是个“奇怪的案子”，首席大法官罗伯茨也流露出不愿走那么远的态度。
这种分歧恰恰是本案最关键的看点。尼尔森的律师在庭上直言，创设赔偿救济的权力属于国会而非法院，“是时候结束Bivens实验了”。特朗普政府以法庭之友身份支持尼尔森一方，但立场有所克制：司法部认为卡尔森案“已经完全过时”，却没有要求法院在本案中彻底推翻Bivens，而是主张把这个问题留给未来的第四修正案案件。自由派大法官则从另一头追问：如果法院一再说“这事该国会管”，而国会迟迟不立法，受害人要等到什么时候？双方的交锋，实际上是在争一句话的归属：赔偿的路，到底该由法院守住，还是由国会重开。
需要提醒的是，庭审提问不等于判决。大法官在庭上的尖锐提问，有时是在试探律师的论证底线，有时是在为尚未成形的多数意见寻找边界。但结合近年来法院对Bivens的一贯收紧姿态，多数观察者认为，渡边胜诉、第九巡回被维持的可能性不大；真正的悬念在于，法院会收得多紧。
三种可能的判决，各自意味着什么
第一种是窄口径收紧：法院裁定渡边的案子与卡尔森案存在“新的情形”，例如伤害的紧迫性和严重程度不同、已有监狱申诉程序和FTCA等替代救济，因此Bivens不适用。这种结果只决定本案，不动Bivens本身，但等于告诉后来者，囚犯医疗索赔的门会越开越小。
第二种是中口径收窄：法院借本案明确，卡尔森案只适用于与当年案情高度相似的情形，超出一步即不适用。这会让Bivens在囚犯医疗领域名存实亡，同时保留1971年Bivens案本身作为历史先例。
第三种是彻底推翻Bivens、连同卡尔森案一并废除。从庭审信号看，这种结果的可能性相对较小，罗伯茨和卡瓦诺的犹豫就是原因。但一旦发生，影响将是全局性的：此后任何人想就联邦官员的违宪行为索赔，都只能去找国会立法，而国会是否立法、何时立法，完全是未知数。
无论哪种结果，FTCA这条路都会继续存在。但它和Bivens有本质区别：FTCA告的是美国政府，不是涉事官员本人；要先走行政索赔程序，没有陪审团，赔偿也受到限制。对受害人来说，这是一条更慢、更窄、也更难让具体责任人承担后果的路。
为什么ICE问责也被牵连进来
尼尔森案的当事人是囚犯和监狱护士，但庭审前后，公众和法律界的目光更多投向了移民执法。今年1月，明尼阿波利斯接连发生两起致死枪击：1月7日，移民执法人员开枪打死37岁的蕾妮·妮科尔·古德；1月24日，边境巡逻人员开枪打死37岁的退伍军人事务部护士亚历克斯·普雷蒂。两起事件都引发了大规模抗议和对联邦探员问责的呼声，家属也提起了诉讼。截至目前，两起枪击案中无人被起诉，相关调查的进展也一直受到质疑。
如果最高法院在本案中大幅收窄或废除Bivens，今后针对联邦移民执法人员违宪行为的个人索赔，将更难立案。受害人仍然可以依据FTCA起诉美国政府，也可以寄望国会立法——已有参议员提出法案，拟明确允许受害人就联邦执法人员的宪法侵权行为索赔——但这两条路都不像Bivens那样直接针对涉事官员个人。支持保留Bivens的一方认为，没有个人赔偿责任，违宪行为的威慑力会大打折扣；反对的一方则认为，赔偿制度应当由民选的国会来设计，法院不应代劳。
值得注意的是，尼尔森案的判决不会直接决定古德案或普雷蒂案的走向，那两起案件各有自己的事实和诉讼路径。但它会决定这类案件未来在联邦法院门口能不能立得住案。这也是为什么，移民律师和民权组织把11月9日的庭审看作今年移民执法问责线上最重要的一场庭审。
接下来盯住什么
对移民家庭来说，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区别：起诉州和地方官员，依据的是成文法第1983条，路是国会铺好的；起诉联邦官员，靠的是法院在Bivens案里自己搭的桥。一旦这座桥被拆，联邦探员和州警在法庭门口的待遇就会出现明显的落差——同样是涉嫌违宪执法，一个能被个人追责，一个却只能去告政府。这正是民权组织最担心的后果：执法者的身份不同，受害人的救济就不一样。
判决预计在2027年6月底前作出，庭审结束后到判决出炉之间，还有几个值得留意的节点：法院是否会要求双方补充提交书面意见；大法官们的意见分配会落在谁手里；判决书的措辞是只处理囚犯医疗这一小类，还是顺带对Bivens的整体命运表态。对移民家庭和从业者来说，更实际的问题是：如果Bivens被收窄，正在准备或已经提起的针对联邦探员的索赔，要不要同步准备FTCA行政索赔作为备选；如果国会的相关立法出现进展，又要及时评估新的索赔路径。
一根尾骨骨折引发的诉讼，最终可能改写美国人起诉联邦官员的规则。庭审已经结束，答案要等到明年夏天。但从11月9日庭上的提问来看，收紧的方向几乎已经确定，唯一没有确定的，是这扇门会被关上多少。
本文仅供一般信息参考，不构成法律意见。具体案件请咨询执业律师。
- 最新
- 最热
只看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