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联社独家：至少12名伊朗被拘者被告知最快周日遣返，法官要求提前五天通知-北美指南

至少12人接到通知：可能最快周日被送走

伊朗裔美国人法律辩护基金（IALDF）在11月5日表示，过去一周里，至少12名被美国移民当局拘留的伊朗人接到了伊朗驻华盛顿利益代表处的联系。对方告诉他们，遣返可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最快可能是11月8日，也就是这个周日。这一说法来自被拘者本人向律师转述的内容，相关信息随后出现在法院解密的文件中，并由美联社在11月5日至6日的独家报道中披露。

需要先把话说清楚：这不是已经确定的遣返，也不是已经起飞的航班。美国司法部向法院表示，尚未确定具体的遣返日期。被拘者接到的，是来自伊朗方面的口头告知，而不是美国移民当局发出的书面通知。两者之间的差别，正是这起诉讼目前最关键的地方。

伊朗在华盛顿没有大使馆，其利益代表处设在巴基斯坦大使馆内，平时处理领事事务。按照IALDF的说法，过去一周联系被拘者的正是这个利益代表处。被告知的内容包括：遣返路线可能经过巴基斯坦，目的地是伊朗，时间上最快可能是周日。但这些人手里没有任何美国官方文件可以对照，也无法从美国移民当局那里确认时间、方式或者下一步安排。

对于一个已经被拘留的人来说，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是压力。IALDF表示，其中一人在得知消息后试图自杀，另有两人被转往得州的拘留设施。报道没有说明这两人被转往得州的具体原因，也没有说明转押是否与遣返计划直接有关。目前能够确认的，只有这三件事确实发生了：有人在极度焦虑中伤害自己，有两人被转移，而其余被拘者仍在等待一个迟迟没有以书面形式出现的答案。

战争期间，美伊仍在谈遣返

这起事件还有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背景：即便在战争期间，特朗普政府仍在与伊朗方面就遣返伊朗公民保持联系。法院解密的文件显示，双方讨论的内容包括旅行证件的办理，以及经由第三国遣返的路线安排。到了10月中旬，相关计划仍在推进。

换句话说，遣返伊朗人的安排并没有因为两国之间的冲突而停下来。它一直在以一种低调但持续的方式进行。旅行证件是其中的关键环节——没有有效的旅行证件，遣返在程序上就走不下去；而经第三国中转的路线，则是因为直飞与直接交接在现实中存在障碍，需要借助第三国完成衔接。文件显示，这些技术性问题在10月中旬仍在讨论之中。

这并不是第一次出现类似的遣返行动。此前在2025年9月、2025年12月与2026年1月，已经有三班包机将100多名伊朗人遣返回国。那三班包机是已经完成的事实，而这一次的周日说法，仍然只停留在“被告知可能”的阶段。把已经发生的事和尚未确定的事分开，是理解这条新闻的第一步。

与此同时，国土安全部否认向伊朗方面分享庇护申请记录。这一否认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被拘者中有不少人可能曾经提出过庇护申请。庇护申请记录里往往包含申请人最敏感的个人信息，包括他们为什么害怕回国、曾经遭遇过什么、以及家人在国内的处境。如果这类记录被交给伊朗方面，后果可能非常严重。国土安全部的否认，针对的正是这种担忧。但否认本身并不能消除被拘者与律师的疑虑，特别是在他们连一份书面遣返通知都没有收到的情况下。

法官划了两条线：24小时通知法院，提前五天书面通知当事人

这起诉讼的全名是Iranian American Legal Defense Fund v. Rubio等，于2026年7月7日立案。原告方是伊朗裔美国人法律辩护基金，被告包括时任相关官员在内的政府一方。诉讼的核心并不是要不要遣返，而是遣返之前必须走什么样的程序，被拘者应当提前多久、以什么方式得到通知。

联邦法官Ana Reyes在10月15日的听证会上给出了明确要求：政府在最终遣返计划确定后24小时内通知法院，并且在任何一名伊朗人被送上遣返交通工具之前，至少提前五天发出书面通知。这两条要求缺一不可。第一条是向法院负责，第二条是向当事人负责。

五天书面通知的意义，在于给被拘者留出反应的时间。收到书面通知后，当事人可以联系律师，可以向法院提出异议，可以核对自己的案件状态，也可以通知家人。如果没有书面通知，只有一通来自外国利益代表处的电话，当事人连自己到底要被送到哪里、什么时候走、走哪条路线都无法确认，更谈不上行使法律权利。

24小时通知法院的要求，则是给法官留出介入的时间。法官需要在计划确定之后尽快知道发生了什么，才能判断政府是否遵守了此前的命令，才能在必要时采取进一步行动。如果政府等到人已经上了交通工具才通知法院，法官的命令就失去了实际意义。

目前的状况是：被拘者接到了伊朗方面的口头告知，但美国司法部向法院表示尚未确定具体遣返日期。也就是说，按照政府自己的说法，最终遣返计划还没有确定，法官要求的24小时通知义务还没有被触发，五天书面通知的倒计时也还没有开始。但如果周日真的有人被送走，而此前没有任何书面通知，那就意味着程序出现了严重问题。

“被告知可能最快周日”到底意味着什么

“被告知可能最快周日”这句话里有三个层次，每一层都不能省略。首先是“被告知”：消息来源是伊朗利益代表处，不是美国移民当局，不是法院，也不是律师。其次是“可能”：这不是确定的安排，而是一种可能性，时间、路线都可能变化。最后是“最快周日”：11月8日是目前听到的最早时间点，而不是已经锁定的日期。

司法部向法院表示尚未确定具体遣返日期，这与被拘者接到的口头告知并不完全矛盾，但两者之间的张力正是诉讼关注的焦点。一边是被拘者听到的具体时间点，一边是政府在法庭上的正式表态。法官需要判断的是：政府的正式表态是否真实反映了实际进展，还是实际进展已经走在了正式表态的前面。

对于被拘者及其家人来说，这种张力带来的不是法律上的抽象问题，而是非常具体的焦虑。他们不知道周日会不会真的有人被带走，不知道被带走的人会经过哪里，不知道到了伊朗之后会发生什么。有人在这种焦虑中试图自杀，有人被转往得州，这些都是不确定性造成的真实后果。

对于关注这起诉讼的人来说，接下来要看的其实很具体：政府是否会在最终计划确定后24小时内通知法院，是否会在任何人被送上交通工具前至少五天发出书面通知。如果这两件事都做到了，程序至少在表面上是合规的；如果其中任何一件没有做到，法官就可能采取进一步行动。

为什么这件事不只是12个人的事

至少12名被拘者，这个数字本身并不算大。但它背后涉及的问题却不小：战争期间的遣返如何进行，第三国中转路线如何安排，旅行证件如何办理，庇护申请记录是否安全，以及被拘者在被送走之前应当得到什么样的通知。

此前三班包机遣返100多名伊朗人的经历说明，遣返伊朗人并不是一个假设性的议题，而是一个已经执行过多次的现实操作。每一次操作都涉及同样的问题：当事人是否得到了充分的通知，是否有机会联系律师，是否有机会向法院提出异议。这些问题在和平时期就已经存在，在战争期间只会更加尖锐。

国土安全部否认分享庇护申请记录，这一点同样值得留意。庇护申请人的信息安全，是整个庇护制度的基石之一。如果申请人担心自己的陈述会被交给出于恐惧而逃离的国家的政府，他们就可能不敢如实陈述，甚至不敢提出申请。政府的否认，是对这种担忧的正式回应，但律师与倡导组织是否接受这一回应，还要看后续的证据与法庭上的交锋。

更深一层的问题在于，美国政府与伊朗政府在战争期间仍就遣返保持联系，这本身就说明遣返事务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两国之间的政治与军事对抗。双方可以一边冲突，一边就旅行证件与中转路线进行技术性沟通。这种沟通的存在，并不意味着双方关系缓和，而只意味着遣返作为一项行政事务仍在运转。